在青海湖湖畔，无论海南还是海北，“索南才让”都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名字，藏语意为“长寿富贵”。叫这个名字的牧民作家却是一位蒙古族青年。“我生长的地方是藏族自治州，家里祖辈们全部精通藏语，生活习俗也和藏族相似，入乡随俗了。”索南才让向我解释。青海湖边聚居的各民族同胞牧民藏族人口较多，也有不少回族、蒙古族、汉族。据索南才让回忆，他所在的地区，有时直到人口普查时才发现一个家族的成员中可能不止一种民族。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是青海湖边族群认同的基础。青海湖畔多民族、多元文化交织下的情感结构和生活经验，在很多青海籍作家笔下都有所呈现，它们也是索南才让文学创作的财富来源。听索南才让说，与妻子、女儿们在家中交流，他可以说地道的青海蒙语，粗通藏文，同时，又能十分准确地创造性使用文学翻译体汉语。“我注意到它的鬃毛和犹如细碎波浪般卷曲的长到拖地的尾巴在晨光熹微的时候最为神秘和动人心扉。”这样西化翻译腔的文学性长句在索南才让的小说中俯拾皆是，它们来自于索南才让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和模仿。我曾有幸叩访他在青海家中的书房，守在草场边的简便房子里摆放了不少通俗版本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谈里，索南才让承认，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他的文学“圣经”，这些中外文学作品俨然是他文学的启蒙老师。于是，他开始沿袭这一套汉语文学的语言、表达和理解方式去讲自己的故事。小说《荒原上》加入了携带作家生命印记的细节，为灭鼠而守在荒原上的“我”，在帐中秉烛夜读《平凡的世界》，为教授伙伴乌兰、金嘎、确罗汉语，“我”还捧出了《白鹿原》《西游记》《鲁滨逊漂流记》《飘》《藏獒》《堂·吉诃德》……汉语及文学，在青海湖边，索南才让赋予了它们与众不同的意义，他用它们排遣、驱逐、填充荒原之空旷和时间的无尽。

　　读小说《荒原上》时，我曾略感诧异，青海湖边原本是芳草萋萋、牛羊满地，何以要用艾略特式现代性的“荒原”而非“草原”来为小说命名，后来才晓得自己的狭隘。“荒”之关乎耕地丰歉、人迹多寡原是后话，“荒”本是我们祖先想象世界与时间源头的鸿蒙之处，是无穷无尽、混沌未化的元气聚集之所，《山海经》云：“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红楼梦》的故事起源便在那大荒山下，女娲补天取石之处。学者考据起来，大荒可以是东北，也不妨是西北，总之，大抵可以想象，总归是索南才让笔下这样的一片土地，一望无涯、罕有人至，氤氲着无限的生机与可能，蕴含着今天的城市人无从经历的传奇，大有故事可说。于是，索南才让化身为荒原上古老的吟游诗人，他成为本雅明所言“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是由讲故事的人和他做伴的；即使读故事的人也是有人陪伴的”，他从汉语表达的文学传统中习得了讲故事的能力，一面向草原上的人们讲汉语故事，一面用汉语向遥远的汉语读者讲述草原上的故事。于是，尽管荒原之上生灵出没、人迹罕至，但是，在他的小说中，你可以从荒中读出力，从空里读到奇，从无垠中看到人的渺小、生命的顽强及人与生灵的密切关联。

　　小说集《荒原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收录了索南才让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短小的篇制里，弥漫着神秘莫测、引人探究的气息，构成了小说内在的紧张感。这种独特的气质和陌生化的风格首先来自叙述的对象，索南才让是一位牧民，以牧马放羊为生，他的小说里，几乎篇篇都有马或羊，他用描写人物角色一样的叙述手法展开对动物的书写。与动物朝夕相伴的日子里，“我从中得到了灵感，我在为他们写作”，索南才让写道。对于牧民们来说，万物有灵不是一句观念之谈，在他们那里，牛羊马不仅仅是财产和生计，索南才让笔下的牧民把对男人或女人、老人或孩子的温情一并倾注到了牛羊马之上。“我的牛我会看错？我就算是看错我的老婆也不会看错我的牛”牧人说。

　　除了像爱惜女人和孩子一样地守护牲畜，索南才让笔下人物最常做的事是在荒原上猎捕，或猎人狩猎，或为守卫草原而驱赶偷猎人，或为看护自家的牲畜而杀死入侵动物，走火的枪、动物的牙齿和利角，以及足以战胜和摧毁人的肉身与精神的荒原，在作家精准的动作描摹之下，狩猎的过程呈现出迷人惑目的速度和力量之感。在《牛圈》等小说中，不交代太多故事背景，索南才让便开始让一个人或两个人孤独地走，结伴走，超越生命极限地绝望地走，寻找冬虫夏草或是什么野兽，迷失在荒原上，或者殒命于天地间。这种片段里，索南才让真正展示出他作为小说家的才华，他格外耐心地描写荒原上人如何长时间无尽头地徒步行走，以双脚和大地建立起亲密无间而饱受折磨的关系，一种人与自然最初的关系，“用大脚来和大地和谐共处的力量”，追随着人物的徒步行走，索南才让用小说赋边塞诗，又如吟诵古老的民谣，大荒之地的神秘与壮美在我们眼前敷衍展开。

　　尚嫌青涩的作家不善于为他的小说找到归宿，常常草率而急促地收尾在一个人物的死亡，如同吃了冷枪子，訇然而去，猝不及防。除去经过作家数年沉潜的《荒原上》拥有一个略显刻意的抒壮阔之情的汉诗朗诵的情节之外，大多数荒原捕猎的小说里，即使面对死亡与离别，索南才让依然显示出压抑了悲哀的平静，从速了断。统一的结尾，或是他受追求小说传奇性结尾的叙述技巧所限，或者是因为他的人生经验不足以支撑他对终点的想象和推测，所以，小说家索南才让像猎人一样捕猎于荒原之上，他观察、瞄准、以文字将对象捕获，然而，在猎取猎物之时，一个更大的、无法猎取、无法囊括的主人公显影而出——荒原，它是空间更是绝对的主人公，它无处不在，不所不包，它仁慈而冷酷。几代青海作家用汉语讲述着易于被汉语遗漏的故事与经验，大荒之上，吾土吾民，那里有我们中华远古文化里的大荒山，一片需要当代人声音讲述的土地，尽管青涩而天然，但索南才让的意义首先在这里。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写作者的观察者们大致抱有一个出发点，期待在他们的小说中读到某种文学与文化的异质性，于是，民族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来自内化、迎合外部期待视野的“边地美学”。另一方面，对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流传了近百年的名言不加历史化思考的借重，诱惑着进入汉语写作秩序的少数民族作家，不自觉地施行起民俗志的展演。而不均衡的现代性进程，使得向外出走的渴望在写作者的内部放置了一面远方的镜子，于是，去远方，去“更好”的地方，成为很多小说的内在冲动和人物焦虑。　

　　翻遍索南才让的小说，他和他的人物毫无以上两种趋向的意愿，索南才让把他的人物安放在草原荒地之上，让他们自然而然地行动，不受“外”的诱惑，无诱惑就生不出现代性的焦虑。没有传统、习俗与现代的二元对峙，就不受“二元”论桎梏，就没有所谓文明与野蛮，没有启蒙与被启蒙，没有进步与落后的比照与批判，文化、民族、习俗在大荒之下，皆为平等而共生。索南才让展示了一种可贵的来自“别样生活”内部的讲述，这是他自觉地选择，是他对生活和经验的天然直觉，他的讲述，提醒了我们对于民族和文化问题的另一种思考方式。（来源：文艺报）